谈锡永
佛教传入西藏初期,有两件事对西藏佛学发生深远影响。一为汉僧摩诃衍与印度莲花戒(Kamalasila)论诤失败;一为译师智军著《见差别》判教。
摩诃衍与莲花戒的论诤,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Demieville1894-1979)有详细论述,影响所及是令西藏佛家畏谈禅宗。尤其是后起的格鲁派,对摩诃衍的指责可谓声色俱厉。
宗喀巴大士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上士道.奢摩他章)说:“(《解深密经》)宣说昆钵舍那是观察慧,最极明显无可抵赖,传说支那堪布(按,即摩诃衍)见已,谤云:‘此是经否不得而知。’用足踏毁。因彼妄计一切分别皆执实相,要弃观慧全不作意,乃为修习甚深法义,不顺此经,故用足踏毁。现见多有随此派者。”(法尊法师译文)
这是对摩诃衍所传禅法的指责,同时亦旁及宁玛派的“大圆满”、噶举派的“大手印”、萨迦派的“道果”。
后来宗喀巴的弟子克主杰(Mkhas-GrubRje1385—1438),在《宗喀巴秘密传记》中,索性指斥摩诃衍的主张为“畜生修法”。
至于智军著《见差别》唯许中观见,而视唯识论者为不了义,影响所及,西藏便很少学者专门研究唯识,“瑜伽行中观派”的学者则占尽优势。智军的判教实基于密乘思想,盖印度的密乘行者绝大部份为瑜伽行中观师也。
参考许明银《智军的<见差别>蕃本试译》(台北《东方宗教研究》民国八十年、八十二年)
在这两重影响之下,西藏学者研究“如来藏思想”便远比研究唯识为盛,甚至可以说唯识家在西藏简直不成气候。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无不以如来藏作为见地,更无论受格鲁派严厉批判的觉囊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