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未证悟以前所谓的“修行”，几乎全都是在往“达到一种心地境界”的目标努力。修行人一切的所做，皆是以是否能有助于达到那一种清净崇高的境界为着眼点。这一种修行，原则上就是训练心的集中与统一，巴利文翻成中文就是三摩地（SANADHI）。佛在证悟后彻底地体认了三摩地并非解脱，只是解脱的助缘之一。三摩地之所以有助于解脱烦恼，是因为娴熟于三摩地训练的人，心的离执力较强，不再为世间的欲望所束缚。但三摩地的修行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洞察力的。没有洞察力，就不能彻底体认一切事物的真相及缘起性，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解脱道。故佛在证果后看他所知道的三摩地行者，是舍弃了世欲但又迷上了心的境界的人。中国憨山大师所谓的“红尘白浪两茫茫”，讲的就是同样的道理。

故佛又提出了另外一种同时具有洞察力及离执力的修行，就是四念处，其中以“洞察力的心之训练”（VIPASSANA）也就是大乘佛法所谓“止观”中的“观”作为主体。其整体的修行精神与态度，是和以三摩地的训练为主体的修行有着颇大的差异。三摩地的修行鼓励人达到一种心之境界，而四念处的修行是要修行人在生活中能随时随地地看破、放下、解除烦恼而达到轻安。在生活的每一念中，佛皆要修行人作自我觉察的工夫，看出自我及一切法（现象）的“缘起性”，而不执着。既不“抓”什么，亦不“推”什么。虽然不抓不推，却对一切法的来去相清楚明白。让一切“缘”来去自如，却不为诸缘所惑。能念不执著，体解念念当下的自在，就自然和解脱道直接相应。这就是佛所提出的中道修行。佛在当时证果后，把这个方法分类、引申，就成了一套有次第、有系统的四念处修行体系。我曾在体悟出中道修行的诀窍后写过一联对句：

看它浮起心知是妄，因缘和合生灭法。

不用除它它自来去，宛然一片好风光。

各位可用来和前文对照参考。

故“正定”和“正念”虽然有关系，但它们在基本的方法和修行态度上，是有著很大的不同的。学者必须弄清楚有何不同，修行才有效果。若人修定修得好，一旦了解缘起及四念处，会进步得非常快，但若没有缘起及四念处的了解，仅是有定是无法止息烦恼的。这一点已被佛和许多人亲自证明了。

事实上，佛后来在《念处经》中，已把修定的“数息观”包括在身念处中。要修行人在打坐呼吸时，充分了知当时的种种情状而不为任何境界所惑。

故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定学”中佛所提倡的主要内容就是“四念处”。它包括了定，但并不仅是定。佛教发展到了后期，又起回过去只是修定却不修四念处的情形，事实上是退步的现象，也是不合乎原始佛教中定学的基本精神的。四念处的体系虽大，但以缘起的理论及中道的修行为核心。而中道的修行，正是缘起观的具体实践。

最后，我们讲到“慧学”（即正见、正思维）和四念处的关系。

“正见”是正确的见解，亦是修行人在了解缘起法则后在知性上的自然引申。人对缘起法则理解得越深，则正见就会越稳固。在原始佛教中，正见的内容被定义得非常清楚——即对四谛（苦、集、灭、道）的了解。

四谛是一个理论，但讲的却是修行的过程。它指出缘起法则之所以和人生有关，是因为人生和人生中的问题（苦）皆是缘起的。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缘”就是人类的执著（集）。看出那些执著，并用一些方法（道）使自己不再如此执著，人生中苦恼的问题就解决（灭）了。这就是缘起观的应用实例。

故四谛直接地说明了理论（缘起法则）和实际人生间的关系，并把修行之所以能成立的理论基础设定了，而这个基础事实上就是缘起法则。

若离开四谛谈缘起，易走上纯理论的学术研究，而使理论由实际的人生及人生问题中抽离开来。抽离的结果是使理论离开人生而“学术化”或“玄学化”。

学术化亦有学术化的价值。学者只要是抱着“求真”的研究精神，终是对人类文化有贡献的，但“玄学化”就不然，它并没有对人类既有的文化资料分析整理，像学术一样地扩展人类知识的领域。佛法的玄学化事实上和神秘主义一样，皆是依附于那神秘而不可知的，只是神秘主义诉求的是人类感性层次的宗教情绪，而玄学化诉求的是人类知性层次的另一种抽象架构罢了！

一切架构出来的东西，无论再完整，再复杂，依缘起观来看皆是“有为法”——即依缘而生之物。只要是有为法，就没有任何绝对的意义。佛讲的理论是灭苦的方法，只有在相对于“苦”之下，才有意义。离开“苦”，任你把缘起和“空”讲得天花乱坠，均不是佛陀说法的本怀。

但在佛教发展二千多年的历史沿革中，佛法的“玄学化”已成了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声音。其结果是使人觉得佛法是一样“深不可测”的东西，不切实际。我以为若欲佛法复兴，非老老实实地重新研究原始佛教中的“四圣谛”，和当时佛弟子主要的修行内容——四念处不可，否则修行人无论如何一定会受种种“传统”的影响，而在修行态度上有所偏差而不自觉。人是文化的动物。人只要犹有“烦恼余习”，就不能像佛陀等解脱者一般地超越其存在的时代。过去是因为资讯不发达，许多原始的典籍及参考资料不完全，故修行人没有选择。但今天资讯非常发达，佛法修行人若仍以为这些东西不十分重要，不需研究，我以为此等人实在已执著到了极点，已不够资格被称作“修行人”了！司马迁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正是此种心态恰当的写照。这佛人不怕有烦恼、有业障；怕的只是自己已失去了追求真相的意志！

我并不排斥任何佛教中的宗派。但在资讯发达、原始资料俱备的今天，学佛人至少应对原始佛教中的理论（以四谛为主体）和实践（以八正道及其中的四念处为主）有基本的素养。四谛、四念处的次第和体系，有其无法取代的价值。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贯穿了佛法政府和修行的整体，而且可深可浅，不会有令修行人产生其它更多“幻想”及执著的弊病。它不但是不可改，同时也是修解脱道，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并不是因为它是佛说的故如此，而是人生真相的确如此！

讲了这许多，我主要在指出“正见”和四念处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正见主要是要学人了解“缘起法则”及苦、集、灭、道之“四谛”。而了解了四谛后，且和整个灭苦的过程息息相关。详情我们已在本章作了介绍。

慧学的另外一项是“正思维”。主要内容是要修行人时时省察自己一切行为语言的动机，看看自己“安的是什么心”，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很显然的，这是日常生活中自我省察的工夫，当然和四念处有关。不但有关，还可以明确地归属为“心念处”及“法念处”的范围。

八正道的最后一项——正精进，是通于八正道中任何一项的，当然也该被应用于四念处。其主要内涵是要修行人无论在戒定慧任何项目中，皆努力修行，不达到苦恼的止息，绝不中止。

以上我们已概略地介绍了佛法中修行解脱道的过程——四圣谛，及其与四念处的关系。

整个原始佛教的理论，事实上是以“苦谛”为核心的。以苦谛为核心，即以人生中的种种问题为核心；同时也显示了佛法不离人生的慈悲人世情怀。

若以理论整体来看，整个的四谛（苦、苦集、苦灭、苦灭道）均离不开苦谛。“集谛”是对“苦谛”进一步的分析和了解，目的是在找出苦因。“灭谛”是苦恼的消除和止息，即是苦灭，而“道谛”是达到苦灭的方法。可见所谓苦、集、灭、道四谛，均是围绕着人生中的“苦恼”而建立的。

佛最早之所以要建立这一修行的理论，并以苦谛为核心，是有深义的。当时的印度，流行着信仰大梵天的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徒认为现世的人生是短暂而充满苦恼的，人生的意义在修行，其目的是死后能与大梵天相结合，回归到永不死亡的宇宙本体之中。故当时整个的印度，流行着厌世的思想和人生观。人们不重视今生眼前的事物，而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未可知的“来世”。整个所谓修行的心态，是要离开此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佛当时开悟证果后，发现这一种思想和心态是不合乎事实且没有益处的。因为一切法均是缘起的，故一个“永不灭亡”的宇宙本体不但是人类的想象，且不合乎事实。人类之所以要到那一个永不死亡的地方去，只是因为对死亡的未知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造成的。相对地说，也就是因为人对生命现象的执著。

佛因为了解了缘起法则，看穿了人类的执著，故深深知道苦欲真正解除这一对死亡的不安和恐惧，一定要直接对此执著本身下工夫才行。若不直接在执著上修行精进，反而创造一些美丽却不合乎事实的心的架构让人去相信，问题是永远不会真正解决的。

我们可由世间宗教的一个共通现象，观察出佛对此问题深彻的智慧。那就是所有宗教性的仪式或修行，它一定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实行，才能有效。一旦不实行了，则原先的问题又故态复萌。以佛法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因为没有彻底止息苦恼、解决问题的缘故。一个人若真正知道上帝会占用魔鬼，或死后一定有“永生”，他是不需要一天到晚对自己或别人诉说这些“事实”的。当他有需要一天到晚向别人重复诉说这件事时，这只说明了他自己对此事并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我并非批评所有信仰宗教者皆是如此。同样的一件事，有人是因慈悲而做，有人是不得不如此做，而有人甚至是因贪心而做。人心是一样非常复杂的东西，只有当事人及当事人非常拉近者，才有可能充分了解一个行为真正的意义。我在此只是提出一个宗教行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供大家思考、研究。

正因为当时印度人的思想是十足“宗教性”的，而佛又看出了其中之弊，故佛所提出的“缘起思想”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及十足反传统性的。佛驳斥了当时婆罗门宗教家所主张有永恒的梵天“大我”的说法，也驳斥了任何宗教中皆有的“小我不灭”的“灵魂论”说法，认为这些思想均是不合乎事实与缘起法则的，其根源是人类对死亡现象的恐惧。人类只有在用自己的智慧充分看清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不安后，才能使此问题得以解决。故佛提出了一个修行程序的描述——苦（问题）、集（问题发生的原因）、灭（问题的解决）、道（问题解决的方法）。

这一个修行的方法论，在当时是反宗教，也是反传统的。在20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觉得他的理论非常合理而科学。他主张问题的解决当以问题本身为核心，去面对它，分析它，然后解决它。当人类有所谓“生死大苦”的时候，第一步该作的是承认及知晓那一个“苦”的存在，而不是接受或创造一些自己所不知，但具有“抚慰性”的理论。这就是所谓的“直心是道场”，也就是四谛的开始——“苦谛”。

这一开始的不同，就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以后的修行，就都是两码子事了，所得的结果自然也皆不同。

以苦谛为核心的原始佛教修行，是要修行人用四念处的觉照力去直接洞穿人生中的苦恼。当烦恼来的时候，修行人当以勇猛无畏的精进力“迎上前去”，把它看个仔细。对初修行行者而言，要能马上就把烦恼看穿并不受其束缚，并非十分容易的。但修行人如果能有正确的见解而知道修四念处的原则是要“迎上前去”，并能逐渐养成一种无畏的“迎上前去”的修行心态，则他的“念处力”就会逐渐增长。时日一久，自然就会纯熟。

但若修行人并不了解这一个“迎上前去”的修行原则，并没有养成不畏烦恼，面对烦恼的习惯，则他的念力就很难增长了。一般来说，以宗教及信仰为立足点而建立的修行方法，最大的弱点也就在这里。修行人会变成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一个信仰对象，一个“境界”、一个价值体系或一个形式上，而没有直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人生中的事实（苦恼）上。一个人如果真地相信自己生命中的一切皆是上帝的意旨，他当然就不会努力地去观察体认自己生命中的事实了。因为凡人想要了解上帝，只是一个妄想罢了。而一个佛教徒如果也把生命中的一切皆视为“佛性”、“真如”、“妙有”，他对生命中的苦及苦因的观察也同样地会变得较为薄弱。其原因应是不难了解的。

佛性论及真如思想均是后期大乘佛教中的一面，其最起始的精神事实上并没有不合乎缘起法则。佛性论主张一切众生均有成佛的可能性，直接地肯定了生命和修行的价值，其精神是和一切法无自性的“空宗”思想相符合的。真如思想则把世间的一切均等观为平等的“妙真如性”，刚好可对治部派佛教后期把世间视为“不净”的厌世思想，和佛法四念处正视及接受人生的态度亦相吻合。但这些菩萨们以时代思想利益众生的教法，经过几百年历史的演变，已逐渐失去了其本来面目了，结果反而成了佛法后来宗教化与神秘化的主因之一，也成了不少修行人执取的对象，反而失去了当初立教的精神了。

真理之前没有妥协。我愿意尊敬世上一切的宗教家及他们所行的善事，但我不能不指出佛法的本质并不是宗教。

宗教家的心态和佛法在本质上是两回事，和佛法的方法论在四谛之始就大异其趣。法中有所谓“发心不正，果招纡曲”，正是对此问题的如实写照。

苦谛意味着对问题的“认知”，即知道其存在。既能知道其存在，当然也能知道其不存在。“苦的不存在”正是佛法的目的，也就是“灭谛”。故一切修行皆绕着一个“苦”字走。这同时也说明了佛法的实际性，即一切修行皆不离人生的问题。

但时至今日，四谛已不再是佛教中修行理论的主要课题了。目前我们所知的佛教，尤其是北传的系统，仅能说是仍知道有四谛这个教法，但并没有拿它作为拿它作为修行上理论的主要依据。而很可以理解地，今日许多人的修行，因为未如实了解佛法的方法论——四谛——的缘故，也就在基本态度上有了偏差。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许多人一心一意修行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什么”，或“到哪里去”。这并不只是一个理论上或文字上的争论，而是一个佛法修行中最基本的态度问题。不单是态度问题，我们甚至可以更明确地说这属于“八正道”中“正思”的修行范围。当一个人修行的目的是使自己的苦恼解除，我们可说他的目的是合乎佛法的，他的“思”是正确的，而他的修行（如有正确的见解和方法）可被称为“解脱道”。当有人修解脱道到了一个程度，有了心得，觉得自己有能力用自己对解脱道的了解帮助他人，而欲使他人也能如自己一般地解除苦恼，我们也可说他的目的是合乎佛法的，也是“正思”；而他的修行则是解脱道的扩大——“菩萨道”。但如有人修行的目的是使自己用一些方法，经历一些时间，然后“成为什么”或“到什么地方去”，就不能说是“正思”，也不能说他有“正见”。在佛尚未成佛之前，世人并不知道有“佛”这个名词，也不存在着自己是否已“成佛”的问题或观念。若忽然有人成了“佛”，就千般思量、百般思索，想使自己也成为那个样子。如此一来，佛的出世对此人来说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一个新的问题。对不对？苦有人把自己原有的人生问题全然不顾，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一新的问题上，你能说这人是明智的吗？问题苦是依缘起法则来看，旧的问题有旧的问题的因缘，而新的问题又有另外一些因缘。旧的问题苦不由那些因缘上着手，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是无法离开“形成问题的因缘”而谈解脱，以佛法来看，是未到圣教的痴人。在以“苦谛”为中心的“四圣谛”被普遍忽略的今天，我以为一般修行的人（当然包括我在内）或多或少都是有一点“痴”的！

人大都有这一类的想法：“如果有一天我怎么样了，那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大多数人生的问题皆是因为金钱不够。但事实证明，大半因中了彩券而忽然成巨富的人，人生中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大部分的解决，许多人的情况反而变得更糟。几乎所有的宗教家，政治运动皆如此。回教徒认为世界之所以不太平，是因为全世界的人没有都信回教。天主教、基督教在本质上也都一样。

事实上这一类型想法的本身，以缘起法则来看就是“痴”，就是没有“正见”。人类的问题有人类问题的“因”，除非在那些因上下手，否则人类的问题是不会因人类皆信仰了一个宗教，或接受了一个政治体制而有所改变的。大至全人类，小至个人，皆是如此，这就是佛会依缘起法则而讲四谛的真义了。不在因上下手，而坚持“一旦怎样”问题就全部迎刃而解者，不但不了解缘起，而且是偏执。

故过去有人问我：“人一旦成佛后，是不是自然就无复贪瞋痴，不执著了呢？”我就告诉他佛虽然的确是如此，但他的这种想法有缺点，并不十分符合缘起观的思想。因为并不是实在有一样东西被称作“佛”或“佛果”，而是当众生完全不再苦恼，而且使他人也能同样地解除苦恼的能力达到圆满的时候，我们对那种情况及处于那种情况的众生，给予一个识别的名称罢了！故我告诉他，我以为“人若有一天不执著了，就成佛了”，是比较合乎缘起的修行看法。

人为万物之灵，是所有科学上已知的生物中唯一会对现象“命名”的生物。但同时，人类也是唯一会被“名相”所迷惑的生物！东方哲学家反复推陈“名”的问题，实在是良有以也！老子也有“名可名，非常名”的看法，应和佛学中讲的“名”，在义理上是颇为相通的。

我反复强调以“苦谛”为中心的四圣谛的价值和重要性，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一旦修行理论不再强调四谛，在修行态度上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全面的，而且是“质”上的转变，不仅仅只限于“量”。

过去的修行人，修行的目的是“渡忧悲苦恼海”，也就是苦恼的止息。这个修行的是很实在的。小的苦恼有小的苦恼的止息，大的苦恼有大的苦恼的止息。无论大小，修行人只要有一个直心，至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至今日，修行的目的已是五花八门，又是“成佛”，又是“证果”的。令人兴奋不已。但今日学佛的人又有几个人证果了呢？更不要说成佛了。如此的现象，无疑地说明了佛教是衰落了。但在衰落的同时，佛法的研究者与修行人，是不是该检讨自己的见解与态度，看看有没有基本上的缺失与偏差呢？还是只是附和传统。人云亦云地作学究式地感叹，说这一切只是因为现在是“末法时代”呢？

我敢肯定地说，凡是抱着这一种把一切佛教衰落现象都归于“末法时代”见解的人，就是没有“正见”，未如实了解所谓缘起法则的真义！佛说末法时代，并不意味着真有一个“时代”叫末法时代：一旦到了那一个时代，就“鸡也不生蛋了”似地，修地忽然变得比登天还难了。是因为一个时代的修行人普遍地在修行见解上有偏差，修行方法上有错误，所以才把这一个时代叫作“末法时代”。并不是因为现在是末法时代，故修行人才有偏差！以为真有“末法时代”，故修行人不当也不敢在佛法上有所证悟者，真是说佛为佛迷，说生死为生死迷，说末法时代为末法时代迷的大痴人！还在此“兢兢业业”地以为自己是老实的修行人，护持如来家业！我敢说就是因为有这种人，我们的时代才被称作“末法时代”！对不对？

修行者不求成佛，不求证果，但求自己及众生苦恼的止息。若苦恼尚未止息，则当自我反省，看看是不是见解上或方法上有所偏差而改进之。不知改进而仅是一味地怪“时代”不好，以为自己“生不逢辰”，这种人是毁法者而不是护法者，更不要说什么菩萨道或负荷如来家业了。

我本章主要是在指出目前学佛人修行态度上的一个通病——离开问题谈解脱。中国人谈玄说理的本事，举世无匹。始于魏晋南北朝，至宋明而达到颠峰。说是说得高妙，谈是谈得圆满，但一旦离开人生现实的问题而自成一体系或一学派，就成了纯为思想而思想的“玄学”了。以佛法观之，此是“执著”，不是解脱；虽然“谈的”是解脱。我以为整个中国文化近代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知识分子受科举取士制度的影响，把思想及文化抽离于现实人生而单独存在了。其结果是文化丧失了“自省力”，也失去了“自我调节力”去适应内外环境的变迁，结果中国人近百年来所经历过的痛苦是不可言喻的……我以为站在佛法四圣谛的观点来看，中国知识分子唯有在痛定思痛之余，诚实地作文化反思的努力，找出那些是“病因”，进而用方法去改正之，化解之。否则这个文化仍然有病，过去的苦痛仍有可能再来。

我今天讨论的重点是佛法，而不是中国文化近代思想史，故我们没有必要用太多篇幅来谈中国文化的问题。但我要请读者诸君留意的，是“文化”同样是缘起的，是和其他人类活动互依而互动的。所谓佛教文化，是无法自外于其他人类文化而单独存在的。中国文化已和佛教文化相结合而共同发展了一千多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人及中国人的思想，而中国人更是佛教文化近千年来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故如果近代中国文化中有什么“质”上的问题，它也一样必定会影响到中国的佛教文化。而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身上所能找到的一些“通病”，也很有可能可在近代中国的佛法修行人身上，找到类似的痕迹。平心而论，我以为离开人间的苦痛而谈解脱、开悟，乃至“到另一个地方去”，就是这一个整个近代中国文化之病，在其佛教文化面上的表现。清末民初的儒家能诗能文，高谈心性，但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故被人讥为“腐儒”。作为一个现代的佛法修行人及佛教文化的传承者，我们如果仍没有自我检讨及反省的能力，看出近代佛教文化中已有的缺失及基本态度上的偏差而改正之，我们将只是佛教史上的笑柄罢了！再谈什么“菩萨道”，只是使来者笑得更厉害罢了！菩萨不为佛缚，不为法缚，不为僧缚，智慧深广如海，一定有充分的文化意识而能见到当时的文化之病，一定有慈悲心及方便善巧力，而能向修行人指出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执著”，什么是个人的“执著”，而令修行人智慧增长，帮助自己或他人解决人生中的问题。历代的大菩萨皆是如此，圣龙树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他的论述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及震撼力的，其目的是“破邪见”，指出当时佛法修行人普遍在思想及见解上的谬误。指出他人的谬误并不是件很令人愉快的事，但历代的菩萨皆如此，本着直心，宁威不假。这种能看穿时代弊病的智慧及愿为时代眼目之慈悲，又岂是为时代所缚，为传统所缚的苦恼众生所能臆测的。

中国的佛法修行人一直以大乘佛教的传承者自居，说自己学的是菩萨道。我以为近代的中国佛法修行人所作的文化反思工夫不够。虽然有人在作（如***法师一生从事佛教文化工作），但为数甚少，且大多数所谓的“佛教徒”皆仍对佛法的基础理论和态度有很大的偏差。神秘主义与玄学，仍普遍地存在于佛教与佛学中，这种现象的存在，身为大乘传统菩萨道这修学者见了，难道连一点惭愧之心都没有吗？

文化工作是需要众多的人努力的。我从不敢以菩萨自居，但我仰慕菩萨道之心却是有的。我所能做的，是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所知给大家作参考。我以今日之所见所知，认为佛教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在过程中逐渐忽略了最原始的理论——四圣谛，及最原始的实践——四念处，是佛法逐渐变质的主因。当佛教仍能有力地表达此原始的理论与实践时，所用的一切“方便”法门皆能成其为“方便”；但当佛教已逐渐变迁而不能有力地表达四圣谛与四念处的内涵时，事实上所谓“方便”已不能成立了，因为方便的目的是使人终究仍能了解佛法的原始内涵。但若佛教自己本身已不再能充分地表达这些内涵时，“方便”了之后又该如何呢？这时就会成为为方便而方便了！长此下去，佛法自然就逐渐凋敝而终至灭亡。但这个灭亡不是外力而造成的，外力的一切破坏均没有毁坏佛法，是佛教徒自己本身毁坏了佛法，对不对？

我近年来专门从事原始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之研究工作，其目的就是希望能激发佛法修行人对原始佛教之重视，了解四谛与四念处不可取代之珍贵价值，进而使自己切实地用其修行，解除人生中之苦恼，过个更自在、愉悦的人生。也唯有这样，才是真正对逐渐凋敝的佛法从根救起的做法，否则虽然表面上“信佛”的人很多，好像很热闹，但事实上几乎已没有多少人真正地了解佛教并用来解决人生的问题。这样下去恐怕连末法时代都律己就要结束了，而成为“法灭时代”了！

忽略了四念处在佛法修行上所易引起的一些流弊，其主要的缺点就是失去了佛教中“止息人生苦恼”的基本精神，而成为为了思想而思想的玄学，或为了佛教而佛教的宗教了。“纯思想”的态度形成了佛法与生活脱节，结果虽然能自成一完备之体系，但因抽离了现实之人生，高谈缘及空只能形成佛法的“玄学化”，而非佛教的本来面目，结果形成修行人不重视理论，几乎全都在“定”或“信”形成的神秘主义心态中；而讲究理论的人，则不少人颇有“遁世”的心态，因“空”而对人生抱着根本上“灰色”的人生见解，以为一切的作为皆毕竟是枉然。

事实上，佛法的本来面目哪里是如此？当初修四念处，以四谛为方法论而证果的阿罗汉们，个个皆是喜悦自在，无忧无悔的。他们念念清明地活在当下，却不执于所谓“念念”之连续相。连丝毫的执著都没有（包括身体、感受、心之整体及思想观念等层面），当然也不会梦想着自己已成为什么或将到哪里去。对一切由心所生的东西皆了知得很清楚，当然不会为任何境界或思想体系所迷惑的，远离神秘主义的引人境界与思维上的密见稠林，不执于一切相而游于一切相之间。那种自在和愉悦，是陷于神秘主义和玄想中的修行人所想像不到的。

“活在当下”是四念处修行的要诀之一。学习者当体会这其中的神韵，而不只是依义生解。

人为什么会“不在当下”，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而且往往并不是因为人是否聪明、有能力，或受过高等教育等，而决定他是否有活在当下的个性。几乎一切职业、年龄、教育程度及智商的人，皆一样有可能会因种种原因，而有不在当下的倾向。

我自从修四念处以来，曾于上下班的时间特别地去观察纽约市“上班族”的面部表情，看看有几个人像是“活在当下”，结果却是相当的少。许多人在赶路或坐车时，皆很明显地在想心事，表情凝重。有人甚至皱着眉头，不知道在担心什么。又有些人不一定是在想某一件事，但他们整体的精神状态，会让人觉得他们存在于另一个遥远的地方，飘飘荡荡地。另外有些人总是要找一些事做，来分散注意力。如有人总是浑身是劲似地，不住地摇头摆尾，作跳舞状；也有人像是不能够仅停留在一节车厢似地，总是在作车厢间的“旅行”。总而言之，越看越会令人觉得实在很少有人是活在清楚明白的当下，是在享受眼前的风光。同时，我也就越能体会佛陀当初创立教法深刻的智慧与慈悲，觉得他所以会提出这样一个“活在当下”的修行方法，实在是深解人性的。

人往往会把自己保护在有重重防卫墙的内心世界里，而不肯出来面对真实的人生及世界。事实上许多“创造行为”的产生，就是想要在自己心中创立一个自己想要存在的理想世界，而不愿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另外像有人老是会把自己弄得“很忙”，连一刻闲暇的时间都没有，或一有空闲就会打电话找人聊天，一聊就是几小时，事实上都是一种形式的不在当下。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形式的“逃避自我”。四念处的修行人当在一切时中培养自己一种活在当下的修行个性，去深观自己的行为及身心，由自己的内心世界中走出来。人若不能走出自己的心之牢笼，谈什么修行、解脱，总是不着边际的。无论那个心之世界谈的是禅定也好，是佛法也好，以四念处的观点而言，牢笼就是牢笼。生存在佛法的心之牢笼中，和生存在学问艺术的心之牢笼中，皆一样是自我囚禁的受苦者，是不能体会到佛法中风清月白的自在无碍的！

活在当下意味着无忧无悔。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不去作无谓的想象与担心，所以无忧。对过去已发生的事也不作无谓的思维与计较得失，所以无悔。人能无忧无悔地活在当下，喜悦而不为一切由心所生的东西所束缚，就是当时修道成就者的写照了。

这件事说来简单，但实行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修行人若没有掌握这其中的神韵，通常皆易走入一些极端。要把这些弄清楚，就必须较深入地了解四念处的内涵与精神。

人通常对未来多少都有一些忧虑的，这中间包括自己及家庭未来的生活，及社会国家的前途等。人应当努力工作，赚取自己的衣、食，这是当然的事。但工作的同时，“忧虑”是不是必然会随工作及谋生而并存的现象呢？这就是佛法所要讨论的课题了。

佛法所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修行有成者，能喜悦自在地做许多事，甚至十分努力及忙碌地做许多事，但却没有忧虑或压力沉重的感觉。以正见观之，忙碌是由缘所生的事，那些缘在“近”来说大多是外来的。但忧虑及压力的产生，除了那些外来之缘外，最主要的缘仍是自己内在的执著，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把四念处修好，充分看清外缘与内缘的分际，故为境所转却不了知。一旦了知（透过身念处，心念处及受念处），才知道真正使自己苦恼者不光是生活、工作或老板，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紧张或心情沉重地做事情，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容易把事情弄糟。只有用冷静的头脑去分析判断情况，作出决定后再专注地投入工作，才能把事情做好。而专注地投入工作，活在当下，正是四念处修行的范围。

另外如有人老是想在一个时间做两件事，也是一种没有活在当下。其实这也是一种“苦”。过去曾有一位照顾小孩的管家告诉我她带小孩子的经验，认为她如果很专注地看顾小孩，心中不去想其他的事情，就不会觉得容易疲劳。但如果她老是想一面看小孩也一面写信、看报或打电话，就很容易疲劳，而她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佛教中的四念处修行理论也有同样的看法。人如果能专注地投入一件工作，就算这个工作是很繁琐的，只要他能活在当下，就皆能在其中体会到一种喜悦。但如果他无法专注地投入工作，不管是因为没有兴趣或无法专心，只要他不能活在当下，就算是简单轻松的工作也会令人觉得度日如年的。

有人以为“活在当下”意味着对未来的不思考、不计划，这是对修行的误解。修行是要人对未来不忧虑，不是不计划。人如果根据自己及环境目前的情形作分析及整理，并对未来种种作预测及计划，这正是“活在当下”。因为他是根据“现在”的种种评估未来，他采取的态度是实际的，他的头脑是清楚的。就算他评估错了，那只是因为他的聪明不够或资料不全等因素。预测及评估本身并非执著。

但若有人不是根据自己及环境目前实际的情形去想象未来，而是在作一种纯粹由心所生的空想，想像自己“如果是那个样子”该多好！或者如果不是那个样子就糟了！这样就容易产生执著，忧悲苦恼也会由此而生。

佛曾在《一切漏经》（书目六）中指出人如果不智地作意思维他不当作意思维之事，忧悲苦恼就会滋生或增长。这些不智的思维包括：

我在过去存在，还是不存在？

过去我曾是谁？我曾怎么样？后来我又曾如何？

我于未来将存在，还是将不存在？

未来我会是谁？我会怎么样？然后我又会成为什么？变得怎么样？

如果老是想自己会成为什么，变得怎么样，他就不是“活在当下”了，而是把自己凭空想象在一个未来不可知，但却如梦一般的世界里。这个梦的世界虽然美丽，但它是一吹就散，一碰就破的。人如果老是希望待在一个攀里，会精神恍惚、神不守舍，而且紧张、神经质，容易疲劳而且健忘。这种人是不实际的幻想者，能“说故事”但头脑不清。许多有文学及艺术倾向的人都有这一面的性格，常常觉得忧愁、沮丧，心情像天空的浮云一般，时晴时阴，不可捉摸控制。执著较严重者甚至可能自杀。但可惜的是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自己有杰出的天赋，却无法摆脱心中那一股莫名其妙的哀愁。有人甚至自嘲地认为那是艺术家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其实问题非常简单——这人没有“活在当下”，不活在当下而活在另一个自我创立的世界里，无论那个世界有多美、多好，过这种生活的人毕竟是痛苦的。依佛法的理论看来道理很明显；因为那个世界“不真”的缘故，不真则处处和现实的世界及人生相冲突。如何跨越这一个梦与现实的鸿沟，很少人能处理得很圆满。而要用自己的“心力”去维持一个不真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故执著地活在假想的世界而不活在当下的人，想要不忧恐怕也很难的！

故佛教修行讲的“如实观”，其实就是一种活在当下而看清事实的修行个性。我们往往因为种种执著，而对许多人或事存有偏见。结果是虽和一个人相处了很久，但却并不了解他。我们往往把人想成我们“以为”或希望的样子。事实上这就是没有活在当下，而是在把自己保护在种种自以为是的见解里。这和活在艺术梦境里，是一样的！

我并不以为文学或艺术的本质是痛苦的，正如我并不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一样。如有人坚决地认为艺术的本质是痛苦的，我以为这就是因为不了解缘起法则而产生的“自性见”（以为事物有一个不变的本质）的现象，也是对人生真相不够深刻的看法。基于这种看法而引发出来的人生观是不成熟、偏激，且具有潜伏的危险性的。不可不论的，历代不少杰出的艺术家，远如三岛由纪夫、海明威，近如台湾的作家三毛，皆走上了自我结束的不归路。这就难怪有许多人会对文学及艺术有如此的见解及印象了。

依四念处及缘起的理论看来，艺术的行为到底会不会构成痛苦，要看行为者是不是在很执著地创造一个心的世界。任何作意创造及维持，以佛法来看当然是苦的。但真正熟透了的艺术境界，却并不一定是坚决地要“创造”什么。真正彻悟了的艺术家，胸中并无一物，也不坚持世界应该如何。他只是在欣赏与体会生命中内与外的一切，并把自己体验到的痛苦与喜悦表达出来而已。真正的艺术家并不复杂，他们的心往往像小孩般地纯净无邪。他们“活在当下”，是一群与世界和谐了的人们。中国近代的大画家齐白石与西方泰斗米罗（MIRO），皆在他们的艺术生命中展现了单纯、和谐与童稚的一面，我个人觉得他们的生命一点都不是那么痛苦的，反而是如此的丰富，开阔与厚实。

活在过去而不在当下者，和活在未来者一样，皆是痛苦的。活在当下并不代表对过去的事皆不记得。四念处的修行者不但对过去的事记得，而且比一般人记得更清楚。因为他充分地活在当下的缘故，故一般不大为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细节，他反而印象深刻。“记得过去”和“活在过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记得过去只是暂时地忆起过去的情景，而活在过去就是死抓着过去不放，不肯回来。

人过去有生命中光辉的一页，固然是件美事。但若因此而产生执著，一天到晚迷迷糊糊地不在当下，在追忆中讨生活，就比没有辉煌过去的人还不如了。

人都是自己迷自己，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偶然想起也不无乐趣。但若一天到晚沉迷于旧日的光辉里，而无视于眼前的风光，这种“痛苦”，恐怕不是亲自尝过个中滋味者所能想象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些过去曾大红大紫过的“偶像级”演艺人员。有的人当自己的“颠峰期”过去后，仍能颇怡然自得地投入其他的事业，开展自己生命中新的一页。有的人就不行，终日皆在和自己过去的相处及影迷的来信为伍，不肯走出那一个美丽光灿的岁月；但也极少参加一些新的活动或社交，因为不敢以自己目前的年纪或容貌见人。每当我在报章上读到了这一类的报导，都会感叹不己，觉得许多的明星反而是被他们的影迷害了。但再仔细想想，仍觉得不对。不是有许多其他更受欢迎的明星，在同样的情形下，却很能活在当下而接受自己当时的生命，创造出另一番新局面吗？像美国演员保罗纽曼，过去的风光真是光彩夺目，红极一时。他就比较不会为影迷的掌声所惑，而能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他自资开了个食品工厂，出产许多诸如果汁、果酱之类的产品，而且用自己的名字和形象作商标。结果产品大赚其钱，因为纽曼的形象甚具吸引力。他把工厂大半的净收入都捐给慈善机构，自己却仍颇自得其乐，十分敬业努力。以四念处的修行立场看，这就是活在当下而能展现生命力的表现。

的确，活在当下是一个人生命力的自然展现。当一个人能由自己种种的“心之世界”中走出来，不忧不惧地面对并观察真正的自我及人生时，他一定会是个有“能力”而能饶益这个世界的人。他不一定能成大功，立大业，但他一定能善巧地把自己潜在的能力发挥出来，利益自己及他人，这就是儒家所谓的“惟至诚者能尽其性”了。人能够“尽其性”而发挥自己的能力饶益众生，才是个快乐的人。佛就是一个最活生生的例子。他在世说法四十五年，直到八十岁的晚年，就连在临死前的几小时，他仍在问弟子们有没有修行上的问题。这种就连最后一滴生命力都适当地利用而不随便浪费的行为，真是智慧与慈悲皆到达圆满的人格展现。面对人类这样一位伟大的导师所留下的言教与身教，如果还有人以为佛教是遁世的哲学，就实在是太没有“活在当下”了！没有活在当下而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的人，所见的世界永远都只是自己那一套东西的反射。所见到的人与事，也都只是自我人格的再延伸而已。故没有活在当下的人，不会有真正纯粹的感情，也不会真正地被什么东西感动。这种人的人生，事实上是非常可怜的。

孔子讲的“仁者，人也”，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事实上就是在讲人生中的这一个事实。儒家讲的道理及佛家讲的道理，哪里有什么复杂巧妙？不过就是在讲人生里一个平直的事实罢了。只是佛教讲的道理，在修行上会更实际，更接近人生。像四念处讲的活在当下，就是最明显直接的例子。

真能活在当下的人，感情的流露往往是很自然，很直接的。而越是简单、直接的感情，往往就越纯粹而具有感动人的力量。佛教中讲的修行，是一个人生命中智性与感性整体的提升，也是一个人“尽其性”的人格完成。故真正的修行人，哪里只是一天到晚板着说教的严肃面孔？相反地，我反而觉得许多让我钦敬的大修行者都是至情至性的人，有笑容，也有眼泪。而他们的哭与笑却都具有令人向上与向善的感人力量。

其中一件至今仍令我回忆深刻的事情，发生在几年前美佛会庄严寺的佛学夏令营结业式。那一年好像是庄严寺办的第一届佛学夏令营，显明法师任方丈还没有多久。沈家桢居士、李祖鹄居士等人都忙了好几天，为其三天的夏令营才算圆满结束。在结业式的末尾，有人请沈老居士上台和学员讲几句话。我记得沈老踏着他一贯的步伐走上讲台，脸上是大家所熟悉的亲切慈和的笑容。他俯视着台下经过三天学业的学员们，再看看刚落成没有多久的斋堂及观音殿。大家都觉得他一定很高兴，于是都静下来没有讲话，等着他开口。

等了良久，他都没有说话。有人开始替他捏一把冷汗了，想他可能忘了要说什么。我知道这当然是很不可能的，但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不说话。正当大家在猜测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沈老在哭。他脸上仍然有笑，但他的确是在哭。哭得没有声音，但晶莹的泪珠早已夺眶而出了。他想说话，但说得很不流利。没有讲几句，他就下台了。

也许主其事者觉得总该有人为学员说些话，于是又请显公法师上台。没想到显公一上台，哭得比沈老还厉害。等都没等就掉下了眼泪，把眼镜摘了下来，边哭边说，但说得也是结结巴巴，没有什么章法。大意就是要大家好好地学，不要辜负大好时光。

台下有许多人十分不解，但当时我内心中的感动真是不可言喻。沈老和显老当时都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显老尤其身体不好，有糖尿病。他们都为佛法及众生奔走了大半辈子，也都是今世辩才无碍的大善知识。当时的我颇觉得自己已十分了解沈老及显老讲演的要点了，但这次他们二老这一哭，真是令我发现自己实在仍是差得十万八千里。当时的我对佛法只是了解罢了，哪里有见过真正修行人的至情至性，及菩萨行者的伟大人格？当天台下的学员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因缘而能参加这一次佛学夏令营。有人已是老参学了，但也有不少人是初次才闻佛法的。他们中有多少的人会因这三天的因缘而见到人世间这一条离苦得乐的大道？善因虽是种下去了，但要多久才能开花结果？如今这一别，下次要能再在菩提道上相逢，真不知是何年何世了！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真可说是“悲欣交集”。对一位真有慈悲心的菩萨而言，台下的这一批学子就好像是自己的子女将要远行一样。但如果他们仍没有足够的福德资粮，而父母也知道他们在回家以前会在外受种种苦，临别前会流出眼泪，是很自然的。我想沈老和显老都仍有千言万语要对学员们讲，但他们知道是不可能的了。即使辩才智慧如他们，也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形。于是他们就哭了。沈老的眼泪中有多少菩萨的柔软慈祥，而显老的眼泪中又有多少菩萨愿度一切众生的悲愿切切？他们的哭让我人格苏醒了，也令我见到了自己将要走的修行路。对我而言，这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结业式呢！

后来我去研究佛教的四念处修行，发现了真能活在当下的人，才会有真正的情感。我们一般凡夫的喜怒哀乐，往往是自己心中一套价值体系的反射，而不是一种赤裸裸不假思索的真情。别人顺了我们的意了，我们就喜；不顺我们的意，我们就悲。我们的悲喜是如此现实地被这一切外缘所界定甚至决定了。而事实上我们的哭不是真哭，笑也不是真笑。我们只是像个面包师傅手中的面团一样，软得很。别人要把我们捏成什么，我们就是什么。简而言之，我们因为没有修行而很软弱，我们不是个自由的人，我们深陷在自我高筑的城堡里，守着那一个实在什么都不是的家当，却自以为自己很富有。其实我们连人生最基本的哭和笑都没有！如此地“颠倒”，而被诸佛菩萨称为“可怜悯者”，真是实至而名归的！

要一个深陷于自己内心世界中的人能站出来接受真实的人生，除了他本人必须要能看出自己深陷于其中的事实，及有走出自己象牙塔的意愿外，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要有一种坚强的意志力。这是一种做任何事都必须具备的“心之能力”，也就是四念处所谓的离执力。修行人如果决心或意志力不够，往往就会明和自己应该怎么样，却办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以传统佛教的语句来形容，就是心力“怯懦”。

要克服这一个“无力”的心之障碍，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去修定，去锻炼自己心的意志力。

心力的锻炼，是一项在目前人类文化中被忽略了的东西。现代人往往花了许多时间去做有氧舞蹈，或去健身房练哑铃来强健自己的肌肉。也有人花了不少时间去阅读了许多书籍，使自己饱学多闻而具备许多知识。但很少人知道我们的“心”也是一样需要被锻炼的。一个钢琴家如果一段时间不弹钢琴，许多曲子就生疏了，许多指法的细节也就记不清了。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不去用它，不去锻炼它，它就会沉睡在一个地方而变得软弱无力。现代人往往有数不尽的酗酒问题、吸毒问题、心理问题等等。动不动就要去找心理医生，好像有一段时间没看心理医生，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似地。以我修行过四念处后的观点看来，会觉得现代人只是被宠坏了罢了。事实上人们哪有那么多的问题？大多数人只是心的锻炼不够罢了。因为没有锻炼，故当然是软弱无力的，稍有一点情绪上的波动就受不了，好像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似地，于是就拼命去做心理分析，一定要找到一个幼儿时期的“创伤”才肯罢休。事实上以我看来，美国人这种动不动就要做心理治疗的行为模式，和过去信仰坚定时期动不动就要去教堂做忏悔的行为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皆是心力脆弱的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宗教体系中的传教士有“上帝”可依靠，虽然听了那么多世人的忏悔，只要他自己仍笃信上帝，一般来说仍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现代的心理分析师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他们许多人并不相信上帝，又帮别人作了如此多的心理分析与“治疗”。除非是心力较强的人，一般来说都会感受到相当的压力而难以纾解。故现代的心理医学从业人员，是工作压力及焦虑颇沉重的一群。他们中有的人会对东方哲学或东方神秘学有兴趣，以我看是很能理解的。但问题是也许受到西方文化及心理学的专业训练所影响，当他们在尝试去了解东方哲学时，往往会用一些复杂的“分析”、“归纳”等方法来理解，结果往往把东方哲学弄得很复杂。很复杂倒并不一定构成问题，问题是到底有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以我看只解决到了一个程度。就拿佛法来说罢，事实上大多数的美国人只要能去修定，使自己的心力变得比较强韧，许多问题就都解决了。过去我在美国佛教会的庄严寺举办的英语四念处研习班时，就觉得许多美国人有把我视为心理治疗师的倾向。我除了向他们表示四念处要一个人作自己的治疗师外，也清楚地指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心的锻炼，并鼓励他们去作每天定时性的打坐，持咒或念佛。我甚至向他们表示念什么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念。只要有念，就能达到锻炼的效果。哪怕你念是“万福玛莉亚”（HOLY MARY），在佛教的修行中都会有效。最怕的是修行人以为佛教讲的是智慧与解脱，自己只要了解就好了，不需要去念这些愚夫愚妇的玩意儿。于是就自以为自己已十分解脱自在了，结果是稍有一点挫折就受不了，到最后自己都觉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心的训练是现实得不得了的东西。一个人有几分的自我训练，就有几分的心之能力，是一点都假不了的。一个人平常不去修行，心力自然就是软弱黯昧的。只是因平时皆在顺境之中，故没有什么感觉。但人生毕竟是有顺有逆的，并不见得事事皆如意的，一旦一点点不顺心的情况到来，就受不了。现代人之所以需要那么多的“娱乐”来令自己觉得快乐，以我看只显示了现代人心灵的脆弱罢了。正因为心力怯弱，故无法忍受一点点的寂寞或不快，心头稍觉得烦闷就打开电视，或放音乐来听，以排遣不快。事实上以佛教的修行理论看来，这样做虽暂时觉得较舒服，但同时也使自己的心变得更脆弱了。人总是借娱乐来分散注意力，也会使自己的智慧变得更为浅薄而逐渐失去观察真相的洞察力。故真正的修行人，是不会一天到晚使自己黏在这些“怡情遣兴”的娱乐上的。修行人的本色是要能活在当下，接受生命。无论生命中出现的是欢愉也好，是不快也好，是喜悦也好，是无聊也好，修行人皆当敞开生命来接纳它、包含它。能接纳寂寞，而不逃避寂寞，能以一颗平常心和寂寞相处，才会四念处的修行相应，也才能使自己的“道心”更坚强茁壮。

修定本身虽并不就是佛法目的的完成，但它是一个有力且不可或缺的助缘。由散乱心所生出之智慧，像是风中摇曳的烛光，忽明忽灭，很难充分地发挥洞察与离执的效力。我自己本身就有过亲切的体验，可举出来供大家参考。

几年前在大觉寺，我经历过一次学法过程中的突破，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助缘就是修定。那时由中国来了一位法师，在大觉寺举行灌顶，传的是密宗中的净土法门。灌顶后约有十人每晚均在大觉寺共修，专心一志地持念密咒。经过约二十天后，师兄弟们均修成了。沈家桢居士就自动提出要连续六周主讲白教的“大手印愿文”。这六周的闻法受教，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一生。愿文把大乘佛教的心要皆浓缩在一页的文字中。透过大成就者的“文字般若”和沈老轻松自在的讲述，使我体会到了一种法喜。而且不是因修法或读经才有法喜，而是坐在办公室里自然就由心中涌出的喜悦。六周后我知道一种新的生命已在我身上长成了，而且我也开始知道这世上真有一种东西，叫作“法眼”。

后来我回想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发现这前二十天的修定，是使我对佛法有所突破的有力助缘。如没有这二十天的修行而使自己的心变得敏锐有力，今天的我对佛法极可能仍只停留在“知解”的层次，而不能亲自体会到法味。

故修定是一个人训练自己心的力量的方法，且能直接有效的提升四念处修行中的离执力。一个人如果只修四念处而不修定，通常较常遇到的困难就是慧力（洞察力）是增长了，但整体的心之意志力仍然不够；烦恼的确是减轻了，但仍不能使自己的身心调伏而产生向解脱道的巨大转变。故通常由念处法门下手者，最后一定会发现仍需要增益自己的离执力而去修定。至于由“定”下手，最后会不会发现自己仍需要修四念处，就很难说了。因为由四念处本具之洞察力去发现自己仍需要增益离执力，是十分自然的。但由修定而生的离执力是否能看出自己仍需要其他的东西，就会随不同的根器及因缘而有不同了。大半是要靠外在的因缘，修行人才会发现自己原来仍缺少另一种心之训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佛出世，今天的印度修行人极可能仍会在四禅八字的圈圈中打转，而不知道有直观身、受、心、法的这一个四念处修行法。由此我们也就更能了解为什么佛教徒会如此珍视佛及佛说过的话了。真正了解佛的教法的人，倒不一定会对佛陀有什么权威崇拜的心理。但他会深刻地了知佛的出世及说法，在世间到底是有如何珍贵的一种殊胜意义，而自然地会对佛及佛经有一种无上的敬仰。

修定的原则有三，就是放松、集中与有恒。修的时候不要想太多，要能把什么初禅二禅，十地贤圣的思想通通放下。放不下，心中就会老是担心自己目前的情形而造成紧张。不能放松就无法集中，也就无法得到心之锻炼的效果。要把一切的企图心都放下，连想放松、想集中的念头都没有才行。平时研究理论，可以有很多思考，而修定时却不可再去想它。无论是静坐或持咒、念佛，方法要很简单而不可太复杂，太复杂反而不能集中。最好要能发挥四念处活在当下的原则，简单到念就只是念，却连“佛”的观念都没有。打坐就只是在“呼吸”，什么开悟解脱，成道证果，想都别去想它。能这样，修定就会很轻松，也会令人感到法喜，修行人也自然就会有恒地做下去。

能每天花二十到三十分钟去修定，持之以恒，是会对修行人整体的生命有很大影响的，也会对四念处的念力之提升有大助益。故我希望修行人能有恒心地如实去做，去训练自己的心之能力。有了定力并不就是解脱，但没有定力是绝对无法解脱的。当初的佛陀及大阿罗汉，对禅定力都是极娴熟的，能在极短的时间出入禅定，自在而没有阻碍。一般来说比起藏密及南传的传统，中国佛教徒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弱的。中国人擅思想及论理，但在禅定力上比较弱。我不希望大家以为能在日常生活中修四念处就够了，而忽略心力锻炼的重要。我虽然对传统佛教中的若干心态有所批评，希望大家不要因修定而走入神秘主义，但这绝不代表我认为修定不重要，相反地，我反而认为非常重要。解脱道若真讲到终极，定与慧根本就是一体而不可分的。而一个真正解脱自在的心灵，也一定是一个有“能力”的心灵，而能自由地收放自己的身心。

目前的中国佛教界往往会有一旦有人有一点定境，就会成为极大的吸引力的现象。其人则往往自称已登佛境，动辄聚众数万人，声势浩大。而传统的佛教界就马上和其划清界线，要信徒能辨邪正。事实上这种事情无论是在西藏或是在南传佛教国家，都是很难发生的。我认为这只是暴露了一般中国佛教徒的禅定力不够而已，所以才会有人有一点定境就大惊小怪。如果一般正信的佛教徒都能有一点正定的体验，就不会有如此的现象了。故我以为传统佛教该做的，是加强信徒的禅定训练，这才是治本之道。能有正见当然是最重要的，但八正道中正见和正定并不是互相冲突的，而是该和四念处及其它五项同时并进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佛教是应该好好检讨的。

要不是因为来美国而接触到其他佛教文化的传统，我不会有以上的见解。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往往有颇强烈的“辨邪正”、“明大义”的价值取向，要去清楚明白地分辨哪个是嫡，哪个是庶。我却觉得若真依缘起的法则来看，能学到别人的长处才是最重要的事。就算藏密有缺点或有不如法的地方，但别人的禅定训练很有系统及步骤，却是一个事实。中国佛教徒如果不知道吸收别人的长处，却只是说别人是不正的旁支别系，这实在是文化沙文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我很希望传统的中国佛教徒能走向自己的圈圈，多去了解其他佛教文化的东西。能见到别人的长处，才是有智慧。能吸收别人的长处，才是菩萨道的柔软。

四念处讲究的活在当下，不仅仅是一个修行的方法而已。它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它蕴涵的思想牵涉到一个人整个的生命和人生观。而佛法真正的理论与实践，也必然是和修行人整个生命密不可分的。故修四念处而欲在佛法上精进的人，应当多下闻慧及思慧的工夫。务必要把佛所说的缘起法则及相关的引早理论弄清楚才行。弄清楚了，四念处修起来就能把握要点，拿捏得体。否则仅是抓住了一些“技巧”，虽然也会对每一个人有帮助，但毕竟无法达到佛法真正的目的。

例如我们说修四念处要活在当下。能了解四谛及缘起者，就知道这意味着对过去及未来的“不执著”，但这并不代表现在是可执著的。人若因修四念处而“执著于当下”，其结果是和执著于过去未来一样的。至于如何算执著，如何算不执著，只有在理论上充分了解缘起及四谛者才能了知。就算不能完全了知，修行有效的程度会和了知的程度成正比。了知了还不够，不还要能用四念处当下观照并克服自己的执著，这样修行才能有效地“离执”而止息苦恼。否则说一法执一法，以苦换苦，前苦虽灭，新苦又起。这样的修行，是永无了期的。

我之所以要讲这些，一方面是个人过去修行中的体验，另一方面是近来有和四念处很接近，且类似“活在当下”的修行法则，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但因为并没有直接以佛所开示的四念处为修行的体系，故我以为有用原始佛说的方法加以补充的必要。当然佛教中有所谓“法门无量”，因机因时而施教，更是大乘佛教慈悲的表现。但我以为作为一个佛法的研究者，对圣教量的尊重似乎也很重要。佛之所以要建立一个教法，一定有其深彻的智慧。如果一件事佛没有讲到，那当然无可厚非，学者也只有用佛讲过的其它法则来引申。但如这件事佛有讲到，则我以为无论如何至少我们是该把佛说的意见用来作参考的。文化的开展固然要靠创新，但创新又必须以对过去文化的了解及认识为基础，方得以展开。而且在时间上认识过去的同时，最好也能在空间上吸收并了解其他地域及文化环境的东西，以供自己的摸索及实验作参考。佛法过去在中国大盛的时候是在盛唐，那时候的学者吸收并参考其他文化中之经验的开放精神，是远超过其他时代的。玄奘法师的西行学法，就是最有名的例子。这种谦冲的学习精神，为古老的华厦文化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力，也为当时的佛教文化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毫无疑问地，今日的佛教是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整理及提出的。再好的内涵，若不能顺应时代，而以合乎当代的精神与方法被提出，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的。故以我对佛教的了解看来，会觉得所谓的“大乘佛教”，正是一个能不断认识时代，并作自我反省与调节的佛教传统。故大乘所特别着重的，就是慈悲与方便。佛法应以众生及众生的苦恼为重点，而不是以一套自己想要别人接受的东西为着重点，故能“慈悲”地去了解时代及众生，作自我调整，以一个“方便”的形式去让众生的苦痛减轻。故我以为大乘本身就当是一个不断现代化的过程。而我个人经过不断的观察、实验与省思后，觉得佛教现代化的基础，必须是一个简明有力的现代化的修行。我谨此提出佛说的四念处法门给大家作参考，希望能给有志于佛教现代化的研究者些许帮助。我的意见是佛教可以革新；事实上佛教也革新过许多次了。但无论如何革新，它最原始的方法论——四圣谛，和最原始的中道修行法——四念处，是不能被忽略或取代的。一旦被忽略或取代，则一定会在佛法的开展上产生流弊。

佛教是喜悦的宗教，而佛教徒则是世上欢喜的男人与女人。

一般来说当宗教家在区分世人的时候，往往用颇强烈的二分法把世人分为好人与恶人，善人与“罪人”等等。佛教中虽也有类似的分类法，但那是依随顺世俗的思想而说的。以佛法来看，世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绝对邪恶的人。人之所以会犯罪或伤害他人，往往是因为内心的不和谐与不喜悦而造成的。人因为无知与固执，才使自己成为没有喜悦的人。也正因为人的内心没有喜悦，才会产生世间许多无谓的斗争，及人对环境及生态的不关心及冷漠等现象。故佛法真正的目的，是要使人感受到生命的喜悦。依佛法看来，世间许多复杂的战争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毒品问题及儿童虐待问题等，其背后真正的问题，只是人类内心的不喜悦与不和谐而已。而欲真正解决人类的这些问题，以佛法看也只有一条途径，即使世间的人们皆成为喜悦安祥的人，体会到生命中的和平与快乐。也只有当人们真正地对自己的生命感到喜悦时，世间才有真正的和平安乐。否则世间的争斗、迫害及苦难以佛法看势必是会一遍又一遍地再来的。因为争斗及苦难的因——即世人内心中的烦恼与不喜悦——仍然存在的缘故。

四念处修行方法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能直接有效地使修行人体味到修行及生命的喜悦，使人在忙乱中能平静下来，紧张的悑 肌肉亦得到放松、纾解。这对生命忙碌紧张的现代人来说，是尤其珍贵的。

我自从修习四念处以来，所得到最大的好处就是心情开朗，时常在愉悦的心境里。偶尔有不愉快，也能很快地觉察到而知道要“放下”。不会再如过去般地让忧恼占据心头太久。长久如此地修习，生命的空间自然变得开阔了，也能在简单的生活中体会到生命本身具有的妙趣！

事实上人只要修了最基础的身念处观照法，能去察觉自己呼吸的出入起伏，就可体会到相当的喜悦了。这一个察觉自己呼吸的方法，叫作安那般那法。

事实上一个人能轻松安适地呼吸，是一种能力。没有修过此法的人很难领略到在一口呼吸间，我们的念头及思绪会纷飞复杂到什么程度。人就是因为太复杂，念头太多了，才会自己苦自己却不自觉。真地修了安那般那法，就能开始领略到四念处法门的神韵了——呼吸就只是呼吸。人能做到呼吸就只是呼吸，其他的也就好办了。工作就仅是工作，不会再去想上周末的事了。修行人此时就开始有了一种修道人的“风骨”，不会再如从前般地在一切时中皆会为境风所吹而乱了脚根，也能开始有初步的法喜道乐了。

修此法时，修行人当暂时把这一切的事都放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鼻尖下，去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体上最明显而且最容易观察的现象——呼吸。

当我们的呼吸是短而粗时，则我们当知是短而粗；而当我们的呼吸是细而长，我们也当知其是细而长。修行人不当故意地去调自己的呼吸，使它变得细而长。修行人当做的只是察觉，能不加意见地一直察觉下去，短而粗的呼吸自然就变得细而长，若不能不加意见而老是“想要”如何，则短而粗的呼吸就老是短而粗，改变不了。这就是此法修行的诀要。

这一样简单且人人皆能作的事，一旦修纯熟了，修行人整个的修行生命就会变得愉悦多了。修行人的气质也会有显著的不同。此时去研究“中道”及“不落两边”等修行理论，就变得很实际了。

在佛教中佛最初所讲的远离二边及中道，是直接和修行人的喜悦相关的。佛最初所说的二边，是耽着世欲及苦行。以修行的立志而言，人的每一个念头皆有可能是在“耽着世欲”或是在作“苦行”。这是两个方向相反的“向量”，一个是贪，另一个就是瞋。只是一般人因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觉察力不够，故对自己的耽著及苦行并不了知。因为不了知，就没有办法真的见到自己之所以不能喜悦的原因，修行也就无法得力。而事实上佛已把修行的要点讲得很清楚了——要修行人远离二边。既不要贪着地抓什么，也不要厌离地丢什么。人能“亲”得下来，于一切内外诸法皆不取不舍，活在当下而任运自在，法喜自然就会由心中涌出。而这个喜悦之所以产生，却并不是因为修行人做了什么或了解了什么。相反地，反而是因为修行人不做什么（不贪着亦不厌离），那一种喜悦才油然而生。故我们若讲解脱道中道修行的较深处，就一定会讲到“无作”、“无相”、“无愿”等教法。

一般人对这些修行法门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无作”及“无愿”意味着“不行动”或什么事都不想做，其实真正的解脱知见哪里是如此？一个人若什么事都不想做。这不但不是无愿，反而是最大的愿——即愿什么事都不做。以这种见解去了解佛教的解脱道，是必然会走上“懒人哲学”的道路的。

佛法讲的“无作”，是针对修行人每一个心及身的行动上，皆可能存在的抓或推，贪或瞋等“二边”而讲的。修行人能见到这些，并能放下了，那一种喜悦是挡都挡不住的。也才会知道所谓的中道行，才是宽广平直的大道。自己过去所走的，都是一些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若人不能见到这一个人生中有所谓“二边”的事实，则所谓修行仍未能拿到要点，整个的修行人格仍“闲”不下来。仍是在“想怎么样”、“要怎么样”。以狂心制狂心，以妄想止妄想，终究是劳顿的。

所谓“踏破铁鞋无笕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此义。我们因为习惯于“想怎么样”、“要怎么样”的行为模式，故一讲到“修行”，马上不自觉地就会问：“要怎么样？”但毕竟解脱道的重点却不是要一个人怎么样。它只是要人看看自己的“二边”——是不是在贪或瞋 ，取或舍了。如果是，放下！如此而已！否则这个活计是作不完的，用到许多人以为佛法也是世上许多的“真理游戏”之一，以为人只要悟得了一个“真理”，或得到了一个“真理”，然后就解脱自在了！事实上这一种想法及心态本身，就是一种执取，在二边之中。以这种心态修行，是会徒增劳顿的。

故佛陀当初会以“筏”比喻佛法，就是要在这最根本的修行心态上令修行人照见己非，让修行人深刻地体认自己在“抓”一样东西。若看见了，那真是“狂心稍歇”，喜于当下，整个人自然就会逐渐清净明澈。故佛法中若要看一个修行人是不是已安住于正法而不退转，是决定于他的“慧”——也就是到底有没有看出自己生命中的事实。

一般人所想象的真理，是一样有着“终极性”及“本质性”的东西，以为一旦发现，或了解这一样东西，就一切都解决了。人生之所以有问题，只是因为尚在未了解那一样东西。对许多人而言，他们眼中所谓“人的活动”，无论是宗教的、艺术的、文学的或思想的，都只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故我们可见到世上所谓的文学家、音乐家、舞蹈家甚至科学家，许多都自命是“真理的追寻者”。

这种思想以佛法看犯了一个先天上的错误，就是在未经求证前已假设了一个终极的究竟“真理”的存在了。多少人终其一生的心力在摸索、追寻，不外就是在找这样东西，许多人甚至不惜一切的代价要求得“真理”。他们中有的人有谦虚的品性，觉得自己仍离目标很远，仍努力不懈地在追寻。可是有些人就很执著，也很傲慢，自以为自己知道真理，可做世上一切价值观念的设定者，而不把其它一切“未解真理者”放在眼里。历史上许多为了传教而发动战争者，就是这种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的例子。另外如近代的种族主义以为自己是“强者”，而以消灭他族为目的，多少也是这一种心态的产物。